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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微软,回中国-新书选载

由于发现投入两年多的多媒体技术一直没有盈利,新总裁瑞克·贝鲁佐决定砍掉我们部门,SGI公司的经历,让我再一次感到,在一个硬件公司里做软件的“艰难”。苹果和SGI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硬件环境下,单打独斗地做软件,我知道这并不是未来市场的趋势。我渴望变化,但是怎么变,我没有明确的方向。

1998年春天,是我最心力交瘁的日子。一方面要安抚员工的情绪,虽然公司前途未卜,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失去斗志;一方面,我要四处奔走寻找买家;再有,我也要想着为自己找一条出路。

一天,我接到了英特尔公司的电话。对方说,“我们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,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呢?”我一下子来了兴趣,“多大的规模?”对方回答,“几十人的研究团队吧。”我想了一下说,“如果规模大一些,说不定我会有兴趣。”对方竟然说,“那太好了,我去向老板汇报一下,我不知道你自己居然有这个意向,这可是到中国去啊。”

回到中国,这其实一直都是我内心的一个梦想,我知道,那也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希望。但是,这毕竟是英特尔——又一家硬件公司,这不禁让我忧虑,在以硬件为主导的企业,软件工程师的思维又如何能被真正理解。另一方面,英特尔公司看似一个长者,里面的管理者也大多是年长的人,自己在充满年轻人的活力的公司待久了,能不能适应那里的文化呢?

在我犹豫的时候,英特尔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条件——亚太区副总裁、首席科学家和中国研究院院长,一再催我下决定,并暗示还有其他的候选人。但我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,一方面,我还在反复斟酌自己是否真正适合这个职位,另一方面,我承诺了SGI,一定要把部门的事情处理好。我不能抛下100多名员工,自己先跑去另一家公司上任。

就在我为卖部门而焦灼时,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工作机会降临了。

这和我在卡内基·梅隆大学期间的一位博士后有关,他曾经是我的“学生”——黄学东。我在卡内基·梅隆当副教授期间,他从英国转来做我的博士后。我们曾经一起在语音识别领域作过研究,自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后来,我们分别走出校园,在不同的公司任职。他一直留在语音领域,而我已经在两个公司经历了多媒体、3D和互联网。当我为出售SGI多媒体部门四处奔走的时候,我也想到了微软。难得去西雅图一趟,我也看望了老朋友们,其中就有黄学东。

当我拿着“宇宙”商业计划走进微软公司副总裁的办公室,我再一次得到了“NO”的回答。但是,另一场谈话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。

黄学东和我在雷德蒙(Redmond,微软总部所在地)吃晚饭,我坦诚地告诉他我就要结束我的SGI生涯,下一步可能到英特尔中国公司去工作。

他听说我要去中国,非常惊讶。“既然你为了英特尔能够回到中国,那如果比尔(盖茨)有类似的想法,你愿不愿意来微软工作呢?”

“你们有没有时间计划呢?在中国有多大的打算?”我问。

“我们现在的计划可能太小,不适合你。但是,这些你应该跟比尔和奈森(微软首席技术官)谈谈。”

“唉!”我叹了一口气,接着说,“我觉得你们微软人真的很强势,这两次我代表SGI来和你们谈合作就能感觉到。我可能无法适应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工作。”

“哦,你们外面看到的,不是真实的微软。何况,这个工作是在研究院里面,研究院是你的老师里克·雷斯特管理的,有独特的文化,你会喜欢研究院的。”

看着黄学东恳切的神情,我沉吟了一下说:“好吧,那你帮我约里克和奈森吧。”

这个突如其来的“邀请”,让我再次思量起自己的未来。回到硅谷,我在思考当中度过了接下来的一个月。在我的心目中,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,但和所有硅谷人对微软的感受一样,又恨又爱。它几乎垄断了市场的软件产品,影响着全人类的电脑使用习惯,另一方面,它身上也纠缠着一大堆的财富和一大堆的官司。作为行业的“巨无霸”,它却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,充满活力和幻想,喜怒无常。

手里棘手的工作不能停下,我继续为SGI的部门寻找买家。那段时间,讨价还价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。直到有一天,我接到了微软里克·雷斯特的电话,他原来也是卡内基·梅隆的教授,当时他知道我是个好学生,还知道我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出色成绩,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,过了10年,他还清晰地记着我。

“微软研究院就是用卡内基·梅隆的模式打造的,你来这里没错。” 里克说。里克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,是第二代黎巴嫩人,在美国农村长大,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让人如沐春风。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,如果不是他的推荐,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卡内基·梅隆。

“开复,如果你能来微软就太好了。如果你来,我们可以把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得更大、更优秀。” 里克说。

“多大?多优秀?”我单刀直入地问。

“你想要多大?多优秀?” 里克兴奋地说。

“可以和剑桥那边一样大吗?微软对外公布的剑桥研究院的投资为6年8 000万美元,中国的研究院也可以得到这么多投资吗?”

“可以和剑桥研究院一样!你先雇100个人,看看做得如何,如果好,以后再加。”出乎意料的是,他想都不想,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1998年3月,当我两度去微软面试之后,我见到了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·梅尔沃德,他告诉我,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乐园,和残酷的市场竞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他说,“你仔细体会一下这里,有时候你会感觉仿佛置身于卡内基·梅隆。”

“开复,你在苹果和SGI做的那些创新技术,总是让我们惊讶。尽管我们也在模仿,但你有没有发现,虽然每次都是你先做,但你的公司总是在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耐心地放弃了?而微软却是一如既往地投资,等到这些产品成熟起来,有朝一日成为业界的标准。我和比尔更有耐心,能够等这些技术慢慢地孵出来。你看,你是想你创意的技术被继续腰斩,还是要改变世界?”

“当然是要改变世界。”

“那就没话说了,你开出条件,快点过来。好了,不说这些了,我家有一个超级计算机,你知道我是如何冷却它的么?”奈森竟然开始了他的天马行空的闲聊。

我承认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思维如此跳跃的人,不过当时他用他轻松的语气拨弄着我压抑的梦想,让我对加入微软蠢蠢欲动。

奈森对微软的描述确实让我动心了。回想苹果的“小精灵”、SGI的“多媒体之梦”的遭遇,也更让我对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充满了向往。当然,更重要的一点,我可以到中国工作,将招聘中国的人才,帮助中国的学生,带领一批中国的研发人员进行最先进的技术探索,在最前沿的科技中畅游。不管怎么说,回中国工作,这不但是父亲的梦想和希望,也确实是令我激动的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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