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发现投入两年多的多媒体技术一直没有盈利，新总裁瑞克·贝鲁佐决定砍掉我们部门，SGI公司的经历，让我再一次感到，在一个硬件公司里做软件的“艰难”。苹果和SGI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硬件环境下，单打独斗地做软件，我知道这并不是未来市场的趋势。我渴望变化，但是怎么变，我没有明确的方向。

1998年春天，是我最心力交瘁的日子。一方面要安抚员工的情绪，虽然公司前途未卜，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失去斗志；一方面，我要四处奔走寻找买家；再有，我也要想着为自己找一条出路。

一天，我接到了英特尔公司的电话。对方说，“我们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，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呢？”我一下子来了兴趣，“多大的规模？”对方回答，“几十人的研究团队吧。”我想了一下说，“如果规模大一些，说不定我会有兴趣。”对方竟然说，“那太好了，我去向老板汇报一下，我不知道你自己居然有这个意向，这可是到中国去啊。”

回到中国，这其实一直都是我内心的一个梦想，我知道，那也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希望。但是，这毕竟是英特尔——又一家硬件公司，这不禁让我忧虑，在以硬件为主导的企业，软件工程师的思维又如何能被真正理解。另一方面，英特尔公司看似一个长者，里面的管理者也大多是年长的人，自己在充满年轻人的活力的公司待久了，能不能适应那里的文化呢？

在我犹豫的时候，英特尔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条件——亚太区副总裁、首席科学家和中国研究院院长，一再催我下决定，并暗示还有其他的候选人。但我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，一方面，我还在反复斟酌自己是否真正适合这个职位，另一方面，我承诺了SGI，一定要把部门的事情处理好。我不能抛下100多名员工，自己先跑去另一家公司上任。

就在我为卖部门而焦灼时，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工作机会降临了。

这和我在卡内基·梅隆大学期间的一位博士后有关，他曾经是我的“学生”——黄学东。我在卡内基·梅隆当副教授期间，他从英国转来做我的博士后。我们曾经一起在语音识别领域作过研究，自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后来，我们分别走出校园，在不同的公司任职。他一直留在语音领域，而我已经在两个公司经历了多媒体、3D和互联网。当我为出售SGI多媒体部门四处奔走的时候，我也想到了微软。难得去西雅图一趟，我也看望了老朋友们，其中就有黄学东。

当我拿着“宇宙”商业计划走进微软公司副总裁的办公室，我再一次得到了“NO”的回答。但是，另一场谈话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。

黄学东和我在雷德蒙（Redmond，微软总部所在地)吃晚饭，我坦诚地告诉他我就要结束我的SGI生涯，下一步可能到英特尔中国公司去工作。

他听说我要去中国，非常惊讶。“既然你为了英特尔能够回到中国，那如果比尔（盖茨）有类似的想法，你愿不愿意来微软工作呢？”

“你们有没有时间计划呢？在中国有多大的打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现在的计划可能太小，不适合你。但是，这些你应该跟比尔和奈森（微软首席技术官）谈谈。”

“唉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“我觉得你们微软人真的很强势，这两次我代表SGI来和你们谈合作就能感觉到。我可能无法适应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工作。”

“哦，你们外面看到的，不是真实的微软。何况，这个工作是在研究院里面，研究院是你的老师里克·雷斯特管理的，有独特的文化，你会喜欢研究院的。”

看着黄学东恳切的神情，我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帮我约里克和奈森吧。”

这个突如其来的“邀请”，让我再次思量起自己的未来。回到硅谷，我在思考当中度过了接下来的一个月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，但和所有硅谷人对微软的感受一样，又恨又爱。它几乎垄断了市场的软件产品，影响着全人类的电脑使用习惯，另一方面，它身上也纠缠着一大堆的财富和一大堆的官司。作为行业的“巨无霸”，它却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充满活力和幻想，喜怒无常。

手里棘手的工作不能停下，我继续为SGI的部门寻找买家。那段时间，讨价还价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微软里克·雷斯特的电话，他原来也是卡内基·梅隆的教授，当时他知道我是个好学生，还知道我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出色成绩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过了10年，他还清晰地记着我。

“微软研究院就是用卡内基·梅隆的模式打造的，你来这里没错。” 里克说。里克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，是第二代黎巴嫩人，在美国农村长大，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让人如沐春风。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，如果不是他的推荐，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卡内基·梅隆。

“开复，如果你能来微软就太好了。如果你来，我们可以把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得更大、更优秀。” 里克说。

“多大？多优秀？”我单刀直入地问。

“你想要多大？多优秀？” 里克兴奋地说。

“可以和剑桥那边一样大吗？微软对外公布的剑桥研究院的投资为6年8 000万美元，中国的研究院也可以得到这么多投资吗？”

“可以和剑桥研究院一样！你先雇100个人，看看做得如何，如果好，以后再加。”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想都不想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1998年3月，当我两度去微软面试之后，我见到了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·梅尔沃德，他告诉我，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乐园，和残酷的市场竞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他说，“你仔细体会一下这里，有时候你会感觉仿佛置身于卡内基·梅隆。”

“开复，你在苹果和SGI做的那些创新技术，总是让我们惊讶。尽管我们也在模仿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虽然每次都是你先做，但你的公司总是在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耐心地放弃了？而微软却是一如既往地投资，等到这些产品成熟起来，有朝一日成为业界的标准。我和比尔更有耐心，能够等这些技术慢慢地孵出来。你看，你是想你创意的技术被继续腰斩，还是要改变世界？”

“当然是要改变世界。”

“那就没话说了，你开出条件，快点过来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家有一个超级计算机，你知道我是如何冷却它的么？”奈森竟然开始了他的天马行空的闲聊。

我承认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思维如此跳跃的人，不过当时他用他轻松的语气拨弄着我压抑的梦想，让我对加入微软蠢蠢欲动。

奈森对微软的描述确实让我动心了。回想苹果的“小精灵”、SGI的“多媒体之梦”的遭遇，也更让我对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充满了向往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一点，我可以到中国工作，将招聘中国的人才，帮助中国的学生，带领一批中国的研发人员进行最先进的技术探索，在最前沿的科技中畅游。不管怎么说，回中国工作，这不但是父亲的梦想和希望，也确实是令我激动的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