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聪明人的重力场-新书选载

聪明人愿意和聪明人一起工作,我一向信奉这一点。因为,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,智商本身就相当于重力,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,会变得更聪明,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,重力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大。

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,但是我没有放弃,我相信,随着亚勤的回归,会有更多的聪明人愿意回到中国。

经过多次沟通,我在卡内基·梅隆的师弟沈向洋终于答应回来,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。另外,我们也找到了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张宏江,他在多媒体检索方面可以说是“鼻祖”。

在中国,我们继续深挖人才,四处寻找知名教授加盟的可能。王坚是浙江大学的教授,当时正为如何拒绝浙大提升他为“理学院院长”而发愁,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,趁机离开了学校。黄昌宁是清华大学的教授,也是中国自然语言领域最著名的学者,1999年4月,他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。

另外,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,到处去翻名校的校友录,去查留学生的电子邮件“群”。在清华、北大、科大,我四处打听:“你们最杰出的校友是谁?当年编程最厉害的是哪一位?留学后论文做得最好的是谁?”

清华的朋友告诉我,有一个叫李劲的“邓摸头”,就是当年邓小平说“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”时身旁的那个男孩,他后来到了美国,在夏普实验室工作。而中科大的朋友告诉我,他们成绩最好的是李世鹏,得过三次郭沫若奖学金,现在人在桑纳福实验室。我决心把他们都拉过来。很巧的是,这两个人最尊敬的人都是张亚勤,当他们听说亚勤已经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,也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。

1998年底到1999年,沈向洋、张宏江、黄昌宁、王坚、李世鹏、李劲、朱文武陆续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,给研究院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也形成了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。

我与研究院员工,前排:张宏江、李开复、沈向洋、张亚勤;第二排:李世鹏、李江、李劲、刘文印

1999年2月,研究院从六层搬到了五层,办公室什么都不缺,除了需要更多聪明的“中国大脑”。

我相信,微软的招牌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止步,因为我相信,凭借我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习惯,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、开放的平台以及丰厚的待遇。

不过,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,当时中国计算机博士的水平与美国的相差甚远,如果我们只是评估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者博士论文质量,那可能一个博士生都达不到条件。
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“造血”机制——既然中国的博士足够聪明,但是博士学位水平不够,那我们就聘用博士,然后重新培养他们再做一篇博士论文。

这就是我的“副研究员”或“博士后”计划。此前,微软研究院里从来没有副研究员这个级别。我们给这些“副研究员”设定的期限是两年,两年之内,如果能有接近国际水平的表现,就提升为“正”研究员,如果没有达到水平,我们就会告知不转正的决定,并建议他们开始找别的工作。这样的一个“副研”制度,既符合了公司的要求和制度,也让我们储备了一批生力军。

既然是两年的合约,我们必须给他们有足够竞争力的待遇。说起待遇,让我惊讶的是,很多早期加入雷德蒙研究院的人都变成了“富翁”。

有一次,我去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做客,他的家真是很奢华。他的话里也时不时流露出生活的优越。“我女儿老是抱怨我,每年度假都去夏威夷!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?”吃午饭的时候,他打开后门,让我登上了一艘船,我们把船开到湖对岸的顶级意大利餐厅用餐,吃完饭后,他又把船开到湖心,拿出上好的红酒和雪茄,请客人享用。

一个研究人员居然有这么高的收入!我心里暗暗惊讶,后来算算,如果1991年加入研究院,一个普通的研究员,凭借微软股票,很轻松就可以成为千万(美元)富翁了。

当然,1998年,给员工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可能,但我希望能给研究院的员工超出其他外企的薪水和股票,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作好研究。

另外,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承诺,凡是被雇用的研究员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,这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1998年,如果没有北京户口,买房、买车、生小孩都会比较麻烦。因此,研究院第一年就为雇员申请了20个左右的北京户口。

在希格玛大厦安家后,前台就源源不断地收到求职信和简历。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笔试和面试,不放过一个优秀的人才。

由于求职者太多了,我们决定先组织他们笔试,笔试成绩作为不重要的参考指标,只要不在最低要求线以下,都有机会进行面试。结果,90%的申请者都没有达到笔试的最低要求线。这让我很惊讶。

面试是最关键的。因为考官有限,刚开始,我们每天只能面试8个人,而这8个人要经过8轮考验才能过关。面试通常是一对一的,通过问答,8位考官关注4个方面的问题:是否足够聪明?是否有创新精神?是否有团队精神?专业基础怎么样?

有人说,一个进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就如同攀越险峰,越到后面越艰难,越接近成功也就越筋疲力尽。我们的题目有时候虽然很“怪”,但是其本质并不是一定要听到正确答案,而是要从回答问题的思路中听到其思维方法。

我们的问题包括:

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?  估计一下北京一共有多少个加油站?  你和你的导师如果发生分歧怎么办? 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,你将怎样去解决它? 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,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为1小时,请在45分钟烧完两条绳子。

有时候,我们甚至要从一个人的回答中考察他的“人品”,考验他的“情商”。

比如有一位应聘者,我们考察了他的各项指标,都觉得不错,但我投的票是——绝对不能聘用。原来,他很神秘地悄悄告诉我,“我在以前的公司做了一个项目,如果能来微软上班,我可以把这个项目带过来接着做!”我本来是看好他的,但很显然,工作交给这样一个人,是绝对不可能放心的,因为他随时可能带着公司的“成果”出逃!看到我的表情稍显凝重,聪明的他立刻对我说,“您放心,这个成果其实是我下班利用业余时间做的!”但是,这样的亡羊补牢,显然为时已晚。

另一位应聘者也是在回答问题时暴露了缺陷。当我问他,“如果你读博士期间,你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冲突时,你会怎么办?”他马上开始声讨自己的导师如何压榨学生,他受了怎样的委屈,又开始抱怨学校的环境不够开放,没有给博士生提供应有的科研环境等等。这样的应聘者,明显带有“负面”的心态和情绪,以这样的心态,无论再给他什么样的环境,他都会跳出来指责和抱怨的。这样的人,即使其“硬件”再优秀,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。

随着招聘工作的展开,我们打破了每天面试8个人的规定,因为我们发现,考察时间过长其实有些浪费。经过研究,我们改成每天面试20个人,如果两轮下来觉得不够好,就直接让应聘者退出了。

又过了几个星期,简历从各个高校蜂拥而至。做高校关系的陈宏刚揣着考卷在全国飞来飞去,坚持让每一个应试者都有机会参与这场公平的竞争。最难得的是,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,他都会亲自去争取。

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,“刚开始还有点奇怪,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,而且只有一个人来考我?是不是骗子?是不是色狼?”后来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,就自己出去逛街了,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,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。后来,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,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究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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